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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评】不可复制的中国经验可以解读国情

作者:a123456时间:2021-04-05 09:31 次浏览

新关疫情爆发以来,抗疫和舆论一直是两个平行的战场。中国与其他国家在抗疫路线选择上的争议和对抗从未停止。

4月,中国战争疫情重点转移到防止外来输入和筛查无症状感染者。同时,美国确诊人数稳步上升,超过60万大关;欧洲国家牢牢占据“第二阵营”,疫情未得到有效控制;以前风平浪静的日本和新加坡,现在正在升级;更令人担忧的是,印度和非洲可能会“沉默地爆发”。在全球抗疫大局中,中国首战告捷,率先进入“疫情缓解阶段”,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信号。

总结迄今为止与新冠肺炎疫情的较量,我们不能否认中国国家系统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巨大能量。特别是在抗疫过程中,无论是应急响应、资源调度、医学研究、军民合作、联合防控,还是问责和舆论引导,都在因重大危机而发生积极变化,进而沉淀为制度创新和改革。这种变化不仅发生在政府层面,也发生在社会的自组织系统中。

在一场大灾难中带头努力。除了疫情初期盲目乐观,看着别国的大火,很多时候,世界各国都在想尽办法用自己的方式应对,其中不乏对中国经验的借鉴和学习。

3月4日在接受《纽约时报》专访时,世卫组织访华专家组组长艾尔沃德指出,中国遏制病毒的经验值得学习和效仿。此后,世卫组织多次在不同场合介绍中国的经验,特别是中国因地制宜的应对措施,被称为疫情应对的“新基准”。当然,WHO也推荐了韩国和新加坡的做法。

仅从疫情演变剧烈的数据来看,各国对中国经验的复制并不能称之为成功。截至4月14日,6个国家确诊人数和7个国家累计死亡人数分别超过中国;从病死率统计来看,中国以4%排名第47位,7个国家病死率高达10%。

与死亡相关的数据,无论高低,都足以让人肃然起敬。纵观各国的抗疫策略,无论是“社会隔离”、“佛教抗疫”、“集体免疫”还是“信上帝”,都是面对前所未有的疫情而做出的现实选择,其中也掺杂着必然和无奈的成分。抗疫的趋势和结果包括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实力、产业基础、发展水平甚至宗教信仰等诸多因素。

举国体制下的战时动员能力。1000万人口的武汉全市被封杀,医护人员和物资闻讯赶来救援,火神山创下新的“中国速度”,大规模建设方舱医院变现全部应收款,甚至紧急撤换湖北、武汉两级党委最高领导,最终扭转了武汉疫情几近失控的局面。在全国“一级应对”下,一年一度的“人类大迁徙”瞬间被冻结,14亿人被隔离在家,开展社区防控网格化管理和地毯式排查,真正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经常被西方媒体诟病的举国体制,在抗击流行病的战时状态下,显示出其特殊的优势。相比之下,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公共卫生体系的美国,在1月31日首先宣布了对中国的旅行禁令。但高度分权制衡的制度设计决定了联邦政府无法快速全面地调动国家资源。政党政治、官僚主义和“选举年”等因素在决策过程中浪费了太多时间。

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制造能力。新冠肺炎疫情考验了中国,也提醒了世界一个强大的制造业对一个国家有多重要。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是,中国形成了超大规模的制造能力和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成为世界上唯一拥有所有工业门类,特别是强有力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的国家。疫情发生在春节期间,中国政府紧急动员。医用材料生产企业率先恢复生产,扩大产能,其他行业大量企业转产应急生产。短短20天,医用防护服和N95医用口罩的产能和产量增加了10倍。这些“无中生有”的医疗物资,为中国以湖北、武汉为核心的抗疫战争提供了保障。中国疫情回落后,在疫情风暴中转向支持国际社会。然而,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拥有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是不现实的。面对突发的重大疫情,恐怕我们无法摆脱对全球产业链的依赖。

智能互联网时代的技术红利。人们记住了这个特别的“长假”,也会记住科技和互联网在这场疫情中的贡献。利用5G、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医务人员进行远程会诊和在线会诊,避免了线下医疗资源的稀缺;通过大数据分析,研究者进行病毒溯源和传播路径分析,更快接近真相;借助手机定位分析和“健康码”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疫情控制部门极大地方便了传染源的筛查、跟踪、控制和隔离;机器人和无人机有效减少了人际交往。这些在非典时期都是不可想象的,而被移动互联网深刻改变的电子商务、物流运输等现代服务业,也让在家生活几个月成为可能。中国富有弹性的社会基础设施体系并不为许多国家所用。但是,一些国家担心利用科技手段调查和追踪疫情,因为他们担心侵犯个人隐私。

生命尊严与经济损失之间的平衡。“以人为本”是指每个国家都以不同的方式珍惜自己的人民。中国采取的“四早”原则,面对新冠肺炎“人传人”和“无症状感染”的特点,必然意味着严格的保护要求和严格的相互隔离,也意味着要付出高昂的经济代价。但中国还是以壮士断腕的方式迫使经济运行停止,为抗击疫情腾出足够的时间和空间,直到新发病例接近于零。疫情冲击了很多行业和地区的产业链,大量中小企业难以为继。很多家庭都在为失业而挣扎求生,国家和人民承受着疫情带来的巨大损失。但在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他们盲目乐观地看待疫情,反复向民众发出错误的信号,对医疗物资短缺缺乏预期,对保持生活和经济的平衡犹豫不决,甚至做出错误的选择。难怪《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评论说:“在疫情之下,生命的价值比经济计算更重要,这就是中国打败新冠肺炎,美国走向灾难的原因。”

此外,中国儒家两千年来所培养的集体主义、社区意识和秩序观,往往形成了向上效应和立竿见影的社会动员,人民和国家在危机时刻同心进退。17年前的非典也为民众的公共卫生素养奠定了基础,戴口罩、勤洗手、保持距离等防护意识得到普及。相比之下,奉行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西方社会,服从政府的指令,行动协调,只是走在秩序的另一边。

当然,中国的新冠肺炎战争疫情并非无可指责,它也遭受了重大损失。在疫情的早期阶段,报告机制的失败,使德尔

独特的国情绘制了中国独特的抗疫地图。有些“作业”可以抄,有些经验不能抄。那些不可复制的中国经验,取决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制度基因、集体记忆和实际国情。正是因为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观与中国不同,社会运作有着完全不同的底层逻辑,才导致了西方国家和中国在选择抗疫路线上的巨大差异。

只有通过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才能判断东西方制度和运行机制的优劣。但是,在认识到历史经验和现实制度的多重差异后,中国基于自身国情的抗疫战争值得世界的理解和尊重。

也许是一些狭隘的西方媒体和政治家无法正视,不愿面对,使得他们一厢情愿的解读明显与中国现实错位。但是,他们要想真正了解中国历经磨难,死了一辈子的战争疫情的故事,首先要了解中国的国情。(主编:蔡小娟、易一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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