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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着思想路线成熟的原创性贡献

作者:a123456时间:2021-02-23 01:55 次浏览

《实践论》是1937年7月在抗日军政大学发表的演讲。当时研究和讲授认识论中的实际问题,并不是一时兴起,而是从认识论上探索和弥补中国革命理论准备的不足。用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写不出来。”

旧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于国情不同,中国革命必须走一条与俄国革命相反的道路,即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在实践和理论上是这一正确方向的代表,但这条道路最初并没有得到党内大多数人的认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党内就“狭隘经验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被指责为“狭隘经验论”的代表。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后,他努力学习,专攻哲学。他说:“不学习不行。人家不是叫我狭隘经验主义吗?”《实践论》本质上是对这场争论的总结,是对争论另一方在理论上的系统的回答和批评。

《实践论》是经过长期的理论思考和反复酝酿而形成的。早在1930年5月,为了批判红四方面军某些领导人的唯心主义超验主义,用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教育党员干部,他写了著名的著作《反对本本主义》(原书名为《调查工作》)。文章开头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编辑《选集》第一卷的时候,这篇文章已经丢了。60年代初,又被发现。1961年3月,中共中央发给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专门为它写了一个纸条:“这是一篇老文章,写的是当时红军中反对教条主义的。当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称之为本本主义。”《反对本本主义》,建议对“书”要有正确的态度。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是对的?为什么我们欢迎这个理论?绝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是“圣人”,是天生的圣人;因为马克思主义可以指导我们的实际斗争。马克思主义在我们的实际斗争中被证明是正确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学习,但必须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这是唯物主义的态度。相反,本本主义,“认为读书是对的”,机械地照搬马克思主义书籍中的词句,完全不考察实际情况,是一种唯心主义的主观方法,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态度。1936年12月,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研究革命战争认识论,指出战争规律必须经过两个过程:第一,制定战争计划。“指挥员的正确部署来自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自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自于深思熟虑和必要的侦察,以及对各种侦察材料的思考。”二是执行战争计划。“了解情况的过程不仅存在于军事计划制定之前,也存在于军事计划制定之后。在实施某一计划时,从开始实施到战争局势结束,这是另一个认识局势的过程,也就是实施的过程。”关于战争认知发展的两个过程,后来演变成《实践论》年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从理性认识到基于实践的实践的过程。还有16字公式,形象地描述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一而二,由外而内。”这些讨论都为《实践论》写作提供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实践论》是反对党内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

《实践论》着重总结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武装广大干部,迎接抗日战争新阶段的到来。两次革命内战中有很多值得总结的经验。最重要的是找出革命中挫折的根源,尤其是具有规律性的普遍事物,只有从认识论上进行总结才能达到。人们认为,两次革命内战的挫折主要在于党,尤其是党的领导。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是导致两次革命失败的罪魁祸首。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虽然政治表现不同,但是思想路线上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背离实事求是,犯主观主义错误,在理论上和客观上背离现实;因此提出了不符合中国国情、混淆社会矛盾的路线、方针、政策。人们一直认为,中国革命进程中的最大敌人不是蒋介石和反动派,而是党内的主观主义,因为主观主义是懒惰的思想,他们不知道“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完全地和适当地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统一”。“这种反科学、反马列主义的主观主义方法,是工人阶级、人民和民族的敌人。

《实践论》的写作目的很明确:反对党内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党内教条主义者无视中国国情,否认革命实践的重要性,排斥中国革命的经验;他们割裂了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到处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吓唬人,导致革命事业屡屡失败。《实践论》是在总结中国人民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规律的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它充满了中国人民革命实践成败的各种经验教训。因为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强大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决定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这种长期性和艰巨性决定了中国人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不能一次完成,必须经过一个从实践到认识,从认识到实践的反复过程。它也用大量的例子生动地向人们展示了人类认知发展的规律。《实践论》是中国革命的认识论,是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党的群众路线。

为了反驳教条主义,认识论被定义为实践理论,即从认知的角度总结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实践论》年,他阐述了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中国哲学中称为“知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知行合一的基础是社会实践。其次,系统阐述了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第三,知行合一是辩证发展的。第四,知行合一是人获得真理的过程。第五,揭示了认知发展的一般规律。

《实践论》也导致了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就是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党的群众路线统一起来,科学地阐明了“从实践到认识,从认识到实践”和“从群众到群众”两个过程的一致性。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创性贡献。他说:“在我们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一切正确的领导人都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也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零散的、不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变成集中的、系统的意见),然后在群众中进行宣传和说明,使群众能够坚持下去,看到自己的行动,检验这些意见在群众行动中是否正确。然后,从群众中聚集,在群众中坚持。这样的无限循环,每一次都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这段话说明党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说明群众不仅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也是认识的主体。“从群众中来”是在实践基础上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动态飞跃,即把群众分散的、不系统的意见转变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走向群众”是指理性认识能主动跃进实践,是把集中的正确意见转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检验这些意见在实践中是否正确。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永无止境。

为了更有效地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建立了一套调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首先要树立实事求是的态度;其次,要向人民学习。“没有饱满的热情,没有向下看的决心,没有求知欲,没有放下臭架子做小学生的精神,就一定做不好,一定做不好。”第三,调查研究是“长期的”。今天我们需要调查,将来我们的子孙也要调查,让我们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

《实践论》是一个打上中国烙印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中国人学习研究获得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他面对的认知对象与马克思、列宁不同。他不想像马克思那样建立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也不想像列宁那样维护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唯物主义基础。他要解决的是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在党内的革命经验:实事求是还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中国的革命与十月革命前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和俄国有着不同的特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是世界东方许多矛盾的焦点。要充分认识中国的国情,掌握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必须经历一个从实践到认识,从认识到实践的过程,这需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些基本原则的指导。同时,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也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实践论》是这方面的一大成就。它在总结中国革命成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全面研究和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古人云,工人要想把工作做好,首先要磨利工具。《实践论》充分论证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必要性,深刻批判了否定这种结合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系统总结了如何实现这种结合的方法论。这是一部把中国革命的实际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起来的光辉著作。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哲学家尤金应邀来华协助编辑出版《选集》。尤金看了《实践论》的俄文译本,大加赞赏。他立即发给斯大林,建议在苏联出版。苏联的《布尔什维克》杂志于1950年12月首次发表《实践论》,并于12月18日由《真理报》发表了社论文章《论的著作〈实践论〉》,在国际上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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