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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希真:广东农村信用社改革有四大经验,值得全

作者:a123456时间:2021-01-03 22:53 次浏览

自12月21日起,《南方日报》和《南方客户》推出了一系列关于“广东农村信贷改革与硬仗”的深度调研报告。对广东34家农村信用社进行了一系列深入调查,首次揭示了广东如何在三年内完成组建农村商业银行化解风险的艰巨任务,全面重复了打赢农村信贷重组硬仗的“广东计划”。

该报告的发表引起了金融行业专家学者的关注,探讨了农村信用社重组的广东模式。为了更好地分析农村信用社改革的“广东计划”,南方日报和南方记者采访了长期关注农村信用社改革的兆联金融首席研究员、亚洲金融合作协会智库研究员董希淼,就金融风险防范、农村金融建设以及广东农村信用社改革的亮点进行了探讨。

董希淼认为,在广东农信改制转保险的过程中,地方政府主动出击,不仅明确了政府相关不良贷款、政府相关债务偿还资产、公职人员政府约谈催收的“三包”原则,还动员了“公、检、法”力量开展“催收风暴”,体现了地方化解金融风险的决心和勇气。同时,在广东农信重组中,我们鼓励优质农村商业银行通过“注资、注入制度、注入智慧”的方式提供有针对性的援助,同时也构建了稳定而深远的长期发展机制,值得在国内推广。

南方日报:从2003年开始,国务院启动了全国性的农村信用改革。农村信用社改革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有哪些?

董希淼: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是我国农村金融的主力军,是农村金融体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增强农村优质金融供给,是全面战胜贫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之一,也是深化实施农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撑。

农村信贷改革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和发展中的一个独特现象。回顾农村信用社改革的历史,改革的核心问题围绕着四个方面:

一是农村信用社产权制度改革经历了从合作制、股份合作制到股份制、多元化产权制度的变革;

二是理顺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重点改革省级协会,强化专业服务职能,发挥“小法人大平台”优势;

“十四五”计划建议强调“优先发展农业和农村,全面推进农村振兴”。无论改革方向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农村信用社未来的改革应该把能否更好地服务于“农村振兴”战略作为检验改革有效性的重要标准。

董希淼:2010年11月,银监会发布《关于加快推进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股权改造的指导意见》号文件,决定在5年左右的时间内,将农村信贷机构转型为股份制金融企业。在此之前,广东、安徽、江苏、湖北、山东、江西、湖南等省都将农村信贷机构改革为农村商业银行,而其他省份仍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继续推进农村信贷改革。

同时,改革后,许多农村商业银行都走上了公开上市的道路。2010年12月,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在香港h股主板上市,成为中国首家上市的农村商业银行。截至目前,已有10家农村商业银行a股、h股上市,另有10家农村商业银行正在排队上市。通过国内外上市,

总之,通过改革,中国进一步完善了适合农业和农村特点的农村金融体系,促进农村信贷机构回归本原、服务实体,将金融资源配置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地满足了农村振兴的多元化金融需求。

南方日报:你认为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应该如何继续?改革后的农村商业银行应该从哪些方面提高管理水平?

董希淼:第一,加快省联社体制改革。目前,省联社的改革方向和模式有四种:一是组建统一法人的农村商业银行,二是转型为金融服务公司,三是改革为金融控股公司,四是组建省级农商联合银行。对于大多数省、自治区,如果相关条件成熟,可以采用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如果考虑稳步推进,建议实行省级农商联合银行模式。省农村商业联合银行作为银行业金融机构,由全省农村信用机构投资,接手原省联社的职能,承担部分业务职能,牵头设立技术服务子公司,办理金融业务资格和牌照(如金融管理子公司牌照),提升经营和服务能力。

其次,完善农村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从三个方面提高农村商业银行的治理能力:一是加强股东资格管理,优化股东结构;二是加强监事会建设,强化监事会的监督作用;三是加强关联交易管理,严格约束股东行为,加强关联交易审计。

第三,多渠道防控各种风险。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建立长效机制,防范和化解农村信用社的各种风险。落实省级政府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建立多层次风险防控和处置机制,探索风险准备金制度;由省联社牵头,建立全省风险互助和流动性互助机制;实施全面风险管理,落实农村信用社主体责任,完善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管理机制;拓宽不良资产处置渠道和方式,综合运用批量转移、证券化、债转股等手段消化不良存量。

最后,拓展和深化金融技术的应用。农村信贷机构要积极适应和全方位应用金融技术,在改革中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农村信贷机构应大力培育和增强数字化意识,塑造和实施数字化战略、机制和文化。一方面,以开放包容的态度积极拥抱跨境合作伙伴,通过合作弥补科技能力和生态建设方面的不足;另一方面,要从长远来看,完善制度和机制,建立敏捷组织,引进和培养数字人才,增强内生数字能力。同时,坚持“数据治理人人有责”的原则,提高数据治理能力,为数字化转型奠定基础。

南方日报:2017年广东启动第三轮农村信贷改革,2020年实现全省所有农村信用社重组组建农村商业银行的任务。从国家角度,如何看待广东农村信用社改革?

董希淼: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广东农村信贷改革起步较晚,步伐较慢。改革进度落后于全国水平,与广东经济强省、金融大省的地位不相称。近年来,随着经济金融发展环境的加速演变,中小银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压力,

第一,通过市场化手段进行结构调整援助。其他地方的农村信贷改革也有帮助,但没有像广东这样大面积推广。同时,更重要的是,广东定向救助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原则,鼓励和推动珠三角优质农村商业银行并购粤东、粤西、粤北部分高风险农村合作机构,使省内农村商业银行逐步形成适度竞争格局。

二是构建“注资、注资体系、智力注入”的稳定发展机制。虽然农村信用社经历了多轮改革,但仍然难以逃脱每十年需要外部援助的风险“周期性规律”。根本原因在于体制机制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导致“换汤不换药”。广东不仅在注入资金,还在引进体制机制和干部,比其他地方更深入、更全面。这值得其他地区借鉴,具有在全国推广的意义。

第三,不能一刀切,允许一些机构在保持县法人地位的同时,通过合并进行重组。如果市级农村商业银行建立得当。通过兼并重组,提高农村信用社的规模效应和抗风险能力,减少不必要的内耗和竞争,管理更加集约,未来发展更加稳定,更好地服务县域经济和农业、农村、农民。

第四,地方政府在抵御金融风险的过程中主动承担责任。通过报道可以看到,广东在改制过程中动员了多方面的力量,包括“治安、检查、法律”等力量,开展“催收风暴”,打击逃债。这是我特别关心的。这种方式不仅有助于农村信贷机构化解金融风险,而且从长远来看,还优化了经营环境,特别是金融生态环境,对整个金融业的长远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的完善大有裨益。

在改制过程中,广东农村信用社、广东银监局、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广东省地方金融监管局通力合作,加强指导,为改制成功提供了有力支持。

南方日报:作为广东服务范围最广、对三农支持最深的银行机构,改革后的农村商业银行应该如何在不改变方向的情况下,加强与农业、农村、农民的联系,寻求与农村振兴的共鸣?

董希淼:虽然大部分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已经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但是农业催生、繁荣、壮大的农村信用机构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在农村信用社改革过程中,农村信用社要坚持服务县域、支农少扶的基本取向,充分发挥农村金融主力军的作用和优势,提高金融供给能力和质量,增加涉农贷款比重,巩固农村市场份额,将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农村振兴和“三农”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在服务实体经济和城乡居民的过程中进一步发展壮大。

首先,改革不改姓,别忘了你的主动心态,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农村信贷机构不应片面追求规模增长,而应通过做好工作、提高服务能力来接近和巩固基层客户。坚持盈利性和包容性的统一,增强金融服务功能和商业化可持续性。二是注重金融技术创新,提升金融服务和创新信贷产品能力,加大互联网和大数据的使用,结合优良传统和现代金融技术,深度培育“三农”问题。最后,在省协会的帮助下,我们将玩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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